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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与青花瓷之旅(二)

来源:景德镇市传统粉彩瓷研究院 时间:2014-07-24 编辑:张博 点击:1263

青花的旅行,远远超出了《郑和航海图》的描述

郑和的航行在也门的阿丹(今亚丁)并未终止。当我们认为红海是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端的时候,散碎的青花又在更远的地方现身,如同只言片语,透露了关于六百年前那只船队的若干消息。

除了阿曼的苏哈尔城堡、也门的亚丁、巴林的卡拉托林清真寺遗址等处以外,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甚至南非的宫殿和古墓遗址中,都有大量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出土。我在《郑和航海图》中寻找青花的踪迹,但是青花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郑和航海图》的描述。这使得关于那只船队的传说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青花并没有因为郑和的离去而驻足不前。16世纪,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埃及,结束了麦木鲁克王朝对中东地区将近300年的统治。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身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它们已不是商品,而是作为战利品,随同麦木鲁克王宫内积累了数百年的国宝一道,被奥斯曼军队洗劫一空,运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15世纪的中国青花,大量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中。瓷器上繁复细致的图案,不动声色地拼贴出中华帝国中世纪的华贵与优雅。除了梅兰竹菊、耕读渔樵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致的图案之外,我还发现了那迷宫一般卷曲的叶蔓中所表达的阿拉伯文化符号。显然,瓷器的制造者对其阿拉伯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有着精准的把握。我仿佛见证了制造者与收藏者的高度默契。它几乎令我忽略了两者之间巨大的空间障碍,以及这些金贵的瓷器,在颠簸的海上所要经历的坎坷。

事物间的联系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被海洋分隔的大陆之间,因青花而建立了一条隐秘的通道。我们可以就此绘制一幅关于青花的世界地图,从中国、波斯、非洲到地中海,它单薄的身影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作为青花旅程的见证者,郑和的船队几乎与它们形影不离。伴随着海洋这个巨大的空间障碍的解除,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圆形的瓷器,仿佛被缩小了的地球,从它的身上,我解读到了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隐秘信息。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船队的航向?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船队的航向?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决定向西,向日落的方向行进,而不是循着日出的方向,驶向茫漠的太平洋深处?显然,这并非郑和个人的决定,甚至并非朱棣的决定,他们的先人早已为他们选择好的路线。

从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就开始寻找向西的路径,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方是大地的尽头,而西方却深不可测。战争与商业,不仅使欧亚大陆上的居民们彼此相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空间感,使他们混沌的地理意识变得日益清晰和准确。他们在各自的地图上标出了对方的位置,并且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彼此间的连线。

大海不仅暗藏杀机,而且抹杀了人们的方向感。但在海上通过的旅人却络绎不绝。著名的辛巴达,就是乘坐缝合木船,通过这条起伏不定的道路,在广州登上中国的海岸。如果被朱棣推翻的皇帝朱允真的选择流亡海外,他的身影也将隐匿于众多西去的帆影中。

“海路运输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意味着生活猛然变得好过。它对海洋国家的经济是个促进。早在13世纪,英国粮食陆路运输每经80公里,价格就提高15%,而从波尔多运往哈尔或爱尔兰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虽然远涉重洋,价格不过增加10%。”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28年在工艺博物馆讲课时说,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居民“宁肯用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英国煤取暖,而不用近在十里之内生产的木炭。陆上走十里的运费比海上行千里还贵。”

中国瓷器所向披靡白银大量涌入中国

没有人能够抵挡青花的魅力,西方人通过远征来夺取青花,反而成全了中国瓷器的远征。青花成为最终的胜者,它们纷纷跨越大洋,出现在阿拉伯、甚至欧洲贵族的客厅里。由于欧洲人对中国充满着热烈的向往,所以他们不仅在陶瓷上摹仿中国,在建筑、家具、玻璃等其他装饰上也都摹仿中国,这种摹仿影响和促进了风靡一时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

专家认为,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尔后又席卷整个欧洲的“洛可可”艺术,所讲求的清淡的色调、柔和的光泽、优美的曲线,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自然、飘逸、潇洒的风格,就是在欧洲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包括中国陶瓷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精髓加以消化之后形成的,其范围涉及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的各个方面。

或许,风尘仆仆的郑和船队远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以物易物的实物贸易,也无须对“厚往薄来”斤斤计较,如此鼠目寸光并非大明帝国的风格,当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欣奇的语调发出“瓷器”这个音节,并以之作为中国的代称,郑和船队才真正完成了使命;或许,只有依靠一支强大的船队,才能维持本来就很松散的朝贡贸易。

但是,在郑和身后,真正的“朝贡”才刚刚开始,而且不需要任何官方的使节,从东方到西方,都自发性地卷入这种贸易中,天涯海角,无不成为青花环球旅行的一个驿站。据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统计,明代中国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出口总额的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瓷器所向披靡,使中国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埃昂在1646年无奈地说:“带到法国的金银似乎被装进了一个漏底的口袋,而法国只是一条水流不停的运河。”

哥伦布的远航开辟了掠夺美洲的历史,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贵金属矿金、银的盛产地,并把大量金银运回欧洲。然而,这些金银也只是在欧洲稍微歇一下脚,就被转移到了中国。它们与中国瓷器相向而行,青花的故乡,正是它们的终点。“美洲1571年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贡德·弗兰克甚至把中国形容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的诱惑,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无以数计的鸦片被运往中国,中国的白银渐渐化为缕缕青烟,这个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眼里已变得如青花一般,外表华美,却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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