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而以民国瓷器为代表的民国“御瓷”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一直以来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