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运用动、静关系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突出、意境更深远、情趣更浓郁，这是历代文人墨客、画家匠人的常用法则，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的精品佳作，给后人回味与借鉴。

唐代诗人贾岛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开始创作时，是“僧推月下门”经过反复思考，把“推”字改为“敲”字。这一字之改，不仅使诗境有了声音，而且进一步衬托和深化了月夜安静的意境。在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的东汉时期《马踏飞燕》铜雕，骏马造型体态矫健、昂首甩尾，头微左侧、三足腾空，只有后右脚落在一只展翼疾飞的龙雀背上，生动体现了骏马奔驰与飞鸟争先的瞬间，把奔驰飞翔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作者卓越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构思，把动与静的关系处理到了尽善尽美的极至，使这一作品成为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创作典范和神奇瑰宝。

中国画的创作与审美，也十分讲究动静关系，它不仅要求审美主体处于静虚状态，也要求画面体现最终的静虚境界。传统中国画成功与否，往往以是否能将鉴赏者带进静虚境界为标准的。因为静虚境界造就了一个浩瀚空旷的审美空间，酿成了一个万象俱寂，朗月当空的审美氛围。对此，清人方薰曾有过精辟的概括：“古人笔下无繁简，对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画静也。画静，对画者一念不设矣”。然而，这里的静，是相对动而言的，它不是绝对的死寂，而是一种意境、情趣、与精神升华的境界，是作者抒情述志的寄托，又是怡情养性的精神慰藉和引人入胜的心灵呼唤。要达到这种效果，需要有灵动的思维和动感的艺术语言进行表达。潘天寿先生说：“静中有动，动而益静，静之、深之、远之，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其为至美也”。可见动静结合，是艺术创作的最佳形式。

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受中国画的影响源远流长，因此，无论是在欣赏还是在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品巧妙地运用了动静关系的处理，进行山水画、花鸟画或人物画的构图与创作，以加强作品的意境表现，如：崇山峻岭中一缕炊烟、一挂飞泉、一只飞鸟；山重水复中一片白帆、一骑牧童、一行归雁；姹紫妈红的花丛中几只彩蝶、几羽黄雀、一阵轻风；浅笑短叹中几张红叶、一缕清香、几声虫鸣等等。正是这些动感素材的加入，才使得这些作品干添了许多的生机活力，气息情趣。

运用动静法则，我在进行花鸟画作品创作时，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进行构思和创作的。

一是抓住瞬间的动感，进行工细的描绘。如我在创作《秋韵》瓷板画这件作品时，为了充分表现主题的意境，我在瓷板上方，绘满盛开着的牵牛花，在淡蓝色树叶的映衬下，红的、黄的、绿的、玫瑰色的牵牛花簇拥在一起，尽情地绽放，呈现一派“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景象。花丛中，两三枝纤细的花藤从画面的左上角飘逸而下，给人一种随风而舞的动感，尤其是画面下方六只毛茸茸的小鸡，活跃在绿茵草地上，有的引颈觅食，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回首招唤伙伴，使人在观赏中，似乎能听到小鸡“唧唧”的叫声，不仅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而且可以领略到作品中秋高气爽的韵味和充满活力的生动气息。

二是结合器型进行创作构思。陶瓷花瓶一般都是圆形造型，因此，很适应通景装饰，而且随着瓶体的转动，画面很容易产生动感，这给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现载体和创作空间。结合陶瓷花瓶这一造型优势，我在创作陶瓷花鸟作品时，一般都采取通景装饰方法，利用色彩、线条的律动和装饰物一起产生联合动感，使作品充满情趣和活力。如《鹤舞》花瓶作品，瓶体系冬瓜瓶造型，根据这一造型特点，我在瓶体上绘满高矮参差、变化有序、蓬勃向上的芦苇，与花瓶圆浑、挺拔的线条平行呼应，视觉上给人一种律动感。芦苇丛中，两只白鹤在亲昵细语，另一只展翅空中，回首俯视，似乎在呼唤底下的伙伴一起飞翔。顺着芦苇长势和白鹤飞舞的方向，转动花瓶的确能给人一种“风吹芦苇动，境催鹤起舞”的动感和情趣。另外，我创作的《红叶蝉鸣》、《清韵》、《暖春》等花鸟瓷瓶作品，也都是以此手法创作的，均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并得到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的好评，认为这些作品画面动静、虚实、刚柔运用自如，显示了丰富的意蕴，达到了温婉文雅，景美意深的境界。

再次，我也经常利用线条、色彩和构图的变化，做好动静文章，以调动形式的趣味，增加审美情趣，如画花鸟藤枝时，在一阵滞重的笔线以后来一些灵动轻盈的笔线，力量外露泼辣的笔线后衬之以力量内蕴的乎和笔线。画山石或树叶时，在干实的色块后加几个跳动的点或几道疏朗的线等等。构图中，正与斜、方与圆、直与曲也是一种动静关系，因此，在构图中，我也常常利用这种对比关系进行构图，以营造视觉上整体的动感效应。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可以说，南朝梁王的这一诗句，是对绘画艺术创作中动静关系的最好诠释。它说明，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可以赋予静的生命力，静更烘托出动的感染力。以此指导陶瓷艺术创作，可以受益匪浅。（王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