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珠山八友系列之详解珠山八友作品的艺术特点（四）

　　王琦，(1884-1937)，号碧珍，别署迷勾道人，祖籍安微，后迁居江西省新建县。为珠山八友之首，初以捏人面为生，后与邓碧珊学画瓷板肖像。先以钱慧安仕女画为蓝本，后改学“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以写意人物画见长。王琦晚年的作品开始摆脱钱慧安和黄慎的影子，在继承中有了自己的特征，线条放达而又疏松，尤其中锋用笔，比黄慎的线条更有厚度，也更概括。他的作品常以草书题记，恣纵道劲，运古融今，别具一格。

　 王琦是从最底层、最艰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奋斗精神、过人的才华和聪慧以及豁达、大度的人格力量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王琦自幼家贫，少年时代学捏面人走街串巷糊口谋生。17岁时来到景德镇后，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王琦在走街串巷捏面人的同时，看到这个以瓷业为主的景德镇，造就了许多绘瓷的能工巧匠、艺人、艺术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王琦有着巨大的震撼力。捏面人，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与陶瓷艺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捏面人所练就的造型能力，可用到陶瓷艺术上。在此同时，他认识了以画瓷像而出名的前清秀才邓碧珊。比王琦大10岁的邓碧珊，接纳他为弟子。王琦师从邓碧珊之后，不但向他学习彩绘瓷像，而且也向他学诗文、书法等，从此走上了从艺的道路，开始了一个出色艺术家的攀登历程。

　 王琦捏面人所练就的造型能力，使他在彩绘瓷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王琦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瓷像画中，不但可以看到他对人物面部结构的深刻理解，对素描关系的生动把握，而且也可以看到他准确、生动、自然的造型能力和表现技巧，这方面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邓碧珊。1916年，浮梁县知事陈安，为萄訇斋题了一块"神乎技矣”之匾，令王琦名声大噪。

　 然而，王琦的技艺之精进和出名，并末影响他和邓碧珊的关系。相反，他们自此以后，不但是师徒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朋友关系。作为在各方面对王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邓碧珊，加入“月圆会”并成为“珠山八友”的一员后，要以自己的弟子为中心，是需要相当的雅量的。而王琦既要有突出的技艺，还要有突出的人品气度，才能处理和协调好这种关系。

　 其时王琦在景德镇中山路老弄口开了一家瓷像店。他一方面以画瓷像谋生，另一方面又努力钻研文人画和粉彩人物画，并受到当时海派名家钱慧安的影响。从其所画的《三国故事》粉彩瓷板画人物看，其时的彩绘技法还不够成熟，填色也有“生”昧。1916年王琦与王大凡同往上海看名家画作，遂使眼界大开。王琦对"扬州八怪”中的黄慎推崇备至。黄慎奔放的画风、流畅的笔法以及以草书入画的力度和放达，让王琦倾倒。为此他从黄慎的画中吸取笔墨之精髓，一改画风，从此真正走上了瓷上文人画的艺术之旅。

　 1921年-1924年间，王琦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开始形成。瓷板画《钟馗图》，不但人物造型生动，表情极富传说中的钟馗之个性特征，而且钟馗与小鬼的形象结构，画得也颇具体积感，故有“西法头子”之谓。王琦粉彩人物的表现手法，并非是瓷像画中的光影关系，而是对人物的体积和结构深刻认识后的生动运用。此时他已开始摆脱钱慧安和黄慎的影子，在继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线条放达而又疏松，尤其中锋用笔比黄慎的衣纹线条更有力度和厚度．也更为概括。王琦深知自己的文化根基薄弱，这时的瓷绘作品多题穷款。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化修养和书法水平得到提高，他才开始在自己的瓷绘作品中有长篇题诗和落款。他草书学黄慎和怀素的潇洒有力度，诗作的质朴和韵昧，都为瓷绘作品增色不少。

　 由于王琦非同寻常的天赋和凝聚力，在20世纪20年代，他渐渐成了景德镇瓷艺界的核心人物，与汪晓棠、潘勾宇并称为民国初年三大名家。1922年景德镇成立瓷业美术社，他和汪晓棠被推选为副社长。同时，由于王琦的收入也渐渐丰厚，他在景德镇东门头自建了300多平方米的住房和画室，其中数间专供画友作画、住宿。经济困难的画友向他借钱，都慷慨解囊，从不问及还钱之事。王琦常对他妻子熊仕堂说：“他们有钱，自然会还，无钱也不必去讨……”由此可见，王琦为人的仗义大方。正因为如此，其周围能团结一批技艺精湛的艺人、艺术家。1928年，王琦接受了一套八条屏瓷板画的订货，便邀请了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等七位名家共同创作。并在王琦的倡导下，确立此后农历每月的十五日大家聚会一次，并轮流做东，在一起研讨诗文、绘画，切磋瓷画技艺……故名“月圆会”。“珠山八友”这个艺术团体，也因此而诞生。这个团体延续了多年，直到王琦去世，还有一段 时间的延续，并对景德镇的瓷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琦之妻熊仕堂，1889年7月19日生，1960年故去。王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收一养女，取名王敏，1926年农历正月7日生，2002年6月才病故。王敏曾受过较好的教育，读过浮梁师范学堂。据王敏回忆，王琦的义子刘雨岑还送过她上小学读书。王琦在1933年因摔跤导致中风，延至1937年才去世，由于缺乏历史记载，也未遗督他同时代人的口传，人们皆认为王琦于1933年仙逝了。其实英国收藏家皮特威恩还收藏过王琦1935年的画作，此后又从王琦的后代、外孙邢善富所提供的王琦遗像中获悉，其1937年去世。从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王琦瓷板肖像看，他气字轩昂，确有慷慨、大度之气质。

　 纵观王琦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由一个没有文化捏面艺人，到诗、书、画俱佳的艺术家，进而成为人们内心尊崇的景德镇陶艺家中的领军人物，没有超人的才华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是难以成就的。

王琦作品的艺术风格——典雅飘逸

　　“珠山八友”十位画家仅有两位专攻人物的画家王琦、王大凡。人物绘画在中国的视觉绘画艺术里，一向拥有崇高的地位，在各画种之间，人物画的难度高于山水、花鸟。一般来说，山水花鸟画家很难达到人物画家的艺术高度，而人物画家一般可以成就自己水花鸟画的艺术。王琦的人物画画法自由奔放，其艺术源流可上溯五代画圣吴道子和稍后的卢棱伽和贯休和尚。特别是钱慧安的绘画艺术使王琦的人物画走向成熟，奠定了他艺术家的地位，晚年深得黄慎绘画艺术的精髓，而在陶瓷绘画艺术上有所发展。是黄慎成就了王琦的陶瓷绘画艺术，王琦完善了黄慎的文人画艺术。“珠山八友”自成法家的画家仅有王大凡、刘雨岑、徐仲南、程意亭、田鹤仙，其他五人都未形成自己艺术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王琦的人物画中还保留着黄慎绘画艺术的影子，但王琦的人物画将黄慎的人物画艺术发展到了极至并完善了黄慎绘画的艺术中的不足。

　　王琦早年捏过泥人，有很强的造型能力，来景德镇后又拜师碧珊为师，学习过肖像瓷板画，对人物的面部表情把握准确。清末民初，景德镇艺人有在珐琅彩上仿西洋画和朗士宁的作品，西洋头像由暗到明的层层渲染，以强调人物的立体感和质量感。无论是捏泥人的经历还是画瓷像的经历都使王琦在绘画艺术上受益匪浅。从关善明和胡尚德收藏的王琦的藏品中，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的三种风格，早期的佛像神怪的作品具有写实的风格，其手法与明代画家曾鲸，极为相似，如同再造。中期受 钱慧安的造型与构图艺术的感染，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题材、构图方式，与钱慧安的绘画艺术如出—辙，一脉相承。而这时候的绘画时尚从晚明到清代一直延续到廿世纪早期，中国画坛人物画都是将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中最精彩的部份用戏剧性的表达方法去再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动态，以及所描写的对象的心理活动。这一时期的作品《渔妇孤舟》就是他继承钱慧安绘画艺术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品。

　　王琦的人物作品所描述的对象都是来自社会底层人士，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的艰辛，常常萦绕在画家的心中，画家也曾有一段过捏泥人的辛酸经历，因此，王琦常常反映生活在底层人士的场景，并把这种强烈的同情心和真挚的感情，倾注在笔端，塑造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有生活场景，有人物身份，有人物性格的感人形象。特别是他的巨幅作品《桃李夜宴》，他的《瞎闹一场》，应该是中国陶瓷最优秀的作品。王琦的《桃李夜宴》是一幅人物较多，场面较大的作品，人物的塑造，构图的安排，场景的设置，器物的备配，花草的点缀，都恰到好处。画这么一幅巨幅作品这不仅要求作者要有较高的造型能力，而且在构图上要显示作者经营位置的水平，而王琦正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不仅将曾鲸、钱慧安的艺术兼容并蓄，而且把他们的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整个画面洋溢着诗情画意，将一个文人雅士聚会的场面刻画的栩栩如生。他用挺挺拔伸展的松树来增强画面的稳定性，前面的人物神情激昂，衣纹遒劲有力，用笔多用方折，后面的人物宽袍大袖，用笔疏朗圆泽，一前一后产生强烈的对比，又凭添一种强烈的动感和节奏感，真是王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王琦晚年的作品己深得黄慎笔意精髓，黄慎作画以书入法，用笔自由奔放，气势豪迈，达到了书即画，画即诗的艺术境界。而陶瓷与国画在材质上虽有不同，但王琦却能做到殊涂同归，应该是他己将此法烂熟于胸的结果。王琦和黄慎在人物造型上虽有不同，如黄慎的简笔法使用较多，衣纹的处理往往由“飘飞断逸”的线条组合而成人物的动态，寥寥数笔就能表达人物的立体感，这正是黄慎笔精墨精的精髓所在，王琦把他继承过来又结合自己不放弃对人物脸部明暗烘托的优势，以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效果。

　 《钟馗粉彩瓷板画》单绘人物，乌纱紫袍，鬓须满脸。作者以西画手法描绘人物脸部，明暗关系清晰，神情捕捉准确，笔法细腻。衣衫的表现以中锋用笔，有黄慎恣纵的笔意，线条简略流畅，准确凝练，道劲有力，抑扬顿挫尽显精神，有以草书入画的放达和力度。以干笔皴描蓝袍，轻敷淡染，层次变化微妙而丰富。作品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王琦44岁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