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珠山八友系列之珠山八友陶瓷艺术的审美评价（二）

“雅俗共赏”可否称之为现代文化意识？所谓“现代”，即为现今、现时。从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惯性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更为流行的文化意识......也就是具有更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因此，雅俗菜赏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的。

“珠山八友”中刘雨岑、程意亭、王大凡、毕伯涛的瓷艺作品，在雅俗共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实，“珠山八友”人人都倾心于传统文人画，由于时代的影响，在以上几位瓷艺家的作品中，又多了些现代的“新东西”。

“珠山八友”中刘雨岑最年轻，所跨越的时代变化比较大，应该说他受现代文化意识的影响更多。在他的瓷艺作品中，写实性有所加强，写意性相减弱；写实性有所加强，写意性相对减弱；写生的真实感加强，文人画“逸笔草草”的意象性减弱，实则是证明现代文化意识比重的加强。如瓷板画《大夫松下立三公》，不但雄鸡造型准确、神态生动、极具写实性，而且色彩华丽，鸡毛松树都颇具装饰意味，这些审美的构成因素，系受现代美术写实影响所至。刘雨岑的花鸟画曾受任伯年的影响，用笔常见精巧、活脱，因此也自号为“巧翁”。他一直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又受到“陶瓷装饰论”的熏染，所以他晚年的瓷艺作品，不但画风上加强了装饰性，而且在与图案装饰的配合上也表现得十分得体。黑与白、繁与简、疏与密、华丽与质朴等对比关系，都表现得十分到位。这幅作品既是件出2色的艺术品，也是件出类拔萃的工艺品；既保留了文人画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物质，也增加了写生的真实感及工巧的装饰性，可谓雅俗共赏的典型。

程意亭亦然。他与刘雨岑同为波阳窑学堂毕业，多少也受到近代美术思潮的影响，注重写生与造型的真实感、用色表现的丰富性。程意亭的瓷艺作品，曾受宋代院体画的影响，所画的鸟结构严谨，羽毛逼真、细腻、工巧，深得宋画之神韵。他的瓷艺作品没骨和勾勒相结合，工写结合，因而率意中见工整、严谨。他以写意性的构图开局，以工谨细致的画法收笔，构图有挥洒纵横的霸气，显得大方舒展，具有很强的写意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注重传统粉彩的工艺性，尤其注重底色生料的“彩”工，加强了瓷艺作品的厚重感。他用色也接受了工笔画的艳丽明快的特点。书法、诗文修养，补充了他瓷艺作品的书卷气，可谓雅俗共赏。

“珠山八友”中，王大凡所经历的时代跨度较大。瓷艺作品的内容也更多样、广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比如他20世纪20－30年代前期的瓷艺作品，受文人画影响较深，艺术表现上追求雅逸之气，题材多以文人雅士居多，强调逸笔草草的写意性。如瓷板画《苏东坡“玩月承天寺”》《陶渊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十分典型。20世纪30－40年代，儒家思想的经典题材不少，民俗、民间意趣的题材也常画。王大凡这一时期的瓷艺作品有三大特点：（1）针对市场需求在题材的选择和画法上，作了一定的妥协，瓷艺作品色彩艳丽。（2）器皿装饰增多，以精美图案相辅的作品增多。应该说这种“增多”是一种进步。虽然其图案是由人人所绘，不能构成个人作品的完整性，但却增加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只要图案不喧宾夺主，还是能起到良好的衬托作用。（3）也许受某些西洋画意识的影响，无论是人物还是山石、树木的体积感，或是与人物相辅的桌、椅、门、窗等道具的体量感，通过细彩均得到加强，体现了物体结构之严谨，雅俗共赏的特征颇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大凡在轻工部陶研所工作，由于工作稳定，因而其瓷艺作品的文人画意识又有所抬头，至少表现在瓷艺的设色上，已没有20世纪30－40年代的艳丽了。王大凡还具有驾驭大场面瓷绘的能力，如瓷瓶《竹林七贤》的人物、配景均得以全面展开。不过其人物画由于过会追求形象的体积感，故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有点别扭，致使一些瓷艺作品凝重有余，空灵不足。

综上所述，“珠山八友”中这几位瓷艺家，都是在文人画的根基上，受到当时一些美术新潮的影响，接受了西画中重写生、重写实的审美倾向，力图加强瓷艺作品中造型准确性、真实感、体积感和体量感，加强色彩的丰富性，以及艺术走向平民和大众的创新之路。鉴于“五四”前后传统文人画的批判之声甚高（如康有为喊出中国绘画“衰败极矣”，陈独秀高呼要打倒“四王”的“恶画”），当时许多中国画家如张书旗、王雪涛、江寒汀等，在审美态度和艺术表现上，都作了或大或小的调整。生活在自成体系的景德镇的瓷艺家，作小幅度的调整与补充，也就是顺应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