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骨子里是一位艺术家，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满足欲。他在玩的方面兴趣广泛，饲养动物、嗜好眼镜、迷恋钟表、改造文玩……故宫存世大量的《行乐图》中，他扮演各种角色，甚至穿西服、戴假发，充满娱乐精神。就是在临死前不到二十天，他还要人为他做一副西洋胡子备用。

1723年，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在三十五位皇子中惨淡胜出，屁股如愿蹭上宝座。这就是清代的雍正皇帝。其时他四十五岁，是清入关后帝王中登基时最为年长的新君。历史学家至今怀疑他是阴谋“夺嫡”而登大宝，反正屁股不干净。

雍正当政，将君主独裁搞到极点。天下的一切，事无巨细，都要他说了算。他斩手足、铲心腹，种种毒辣手段之外，最最体现变态控制欲的，是他鼓励朝廷和各省官员相互告密，并安插特务，弄得人人自危相互猜疑，假话成风。这套庞大的“小报告”系统，由他一手掌控。他为此累得要死，在位十三年间共计批阅“小报告”多达十六万件有余，日均三四十件，辛苦赢得“勤政”的“美名”。

在艺术上，雍正的“控制欲”同样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一位十足的“细节控”。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圆明园即使要修一扇门窗，怎么修，啥式样，长短质地等等，都要反反复复，跪听“最高指示”。

不妨试举一例。

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皇帝要为关帝庙铸造神像，于是传旨下去：“着照样造一分。其像要如意法身高一尺六寸。先拨蜡样呈览，准时再造。”一个月后，造办处呈上蜡样关子一尊，外加周仓等从神六尊。雍正一看，不满意，说关公脸像“拨”得不好，要求照圆明园佛楼内供奉的关公脸像拨。另外从神站像的款式也不好，指示请南府教习陈五来指导拨像。十天后，新蜡像做好了。雍正看了仍然不满意，嫌关公的脸像太低啦，要求仰起些来。而腿太粗了，收细些。马鬃少，多添些。还有廖化的盔不好，另拨好样式的盔。六天后手下遵旨改好进呈，雍正还是不称心，指示：“关夫子硬带勒得甚紧，再拨松些。身背后无衣折，做出衣折来。鞋大镫蠢，俱收小些。膝旁放高些。持刀的从神手并上身做秀气着。”四月初二日，第四次将蜡样呈览，雍正认为还有毛病，“帅旗往后些，旗上火焰不好，着收拾。马胸及马腿亦不好，亦着收拾。”过了两天，五度进览，雍正总算满意，“准造像，做绣旗”。这种不厌其烦，反复挑剔的态度，比起当今时装大佬卡尔·拉格菲等辈来苛刻多了。还好他是知道好歹，也知道怎么修改的人。

雍正很喜欢郎世宁，圆明园牡丹花开，地方进贡瑞谷，新疆送个哈密瓜，海外贡献动物，新烧个“驴肝马肺”钧窑缸，甚至弄个窗户纸等等，动不动就召他来画。雍正又喜欢养狗，郎氏就成了画犬师。有一回命画洋狗。郎世宁呈上样稿，皇帝一看，说画是不错，但尾巴上毛画短了，身体也太小了，要求重画。郎世宁花了八个月修改重画后呈览，皇帝又说要再画一张。如此这般，真会“来事”。

雍正朝的官窑瓷器烧造，清丽雅致，有目共睹。年希尧和唐英等为此立下汗马功劳，但与雍正严格的“细节控”同样分不开。他要求所有的瓷器样式，无论木样、实样均须经过他过目批准后再烧。这程序叫“呈核再造”，以严格贯彻他在宫廷制品上的“内廷恭造之式”。据景德镇《陶成纪事碑》，雍正朝共创烧出五十七种釉彩，从一个侧面表述出雍正官窑在仿古创新上的业绩。

早在雍正当皇帝之前，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玩家子”。琴棋书画，样样在行，不俗的品位得到乃父康熙的肯定。当年老皇帝对他的字很是赏识，每每要他代笔书扇，赏赐臣下。不过，尽管书法公认在清代帝王中造诣最高，但他不像嗣主乾隆，喜欢在历代名作画心上乱涂乱画，炫耀糟蹋。相反，我们不但很少看到他的书画题跋，他对古代名作倒是不断下旨注意保护，裱托时不要伤及画心。

在审美趣味上，雍正向以“文雅”为最高准则。他要求东西做得素净、精细、秀气，讨厌繁琐、粗糙、蠢笨、俗气。“往秀气里收拾”、“酌量做文雅些”是他的口头禅。专家研究，雍正朝宫廷匠役以江南地区的艺人为主，比较偏重晚明以来的文人意趣，隽永典雅。到了乾隆五年前后，至少在雕刻艺术方面，逐渐偏重广东地区的工艺，繁缛华丽，秀气渐失，许多作品显得蠢笨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对内廷工匠常常不吝褒奖。一旦做出好东西来，就会有各种赏赐。如果做得不满意，他会提出批评，但只令更改，倒是并不责罚。也许他体恤当差匠人薪俸菲薄，“所食钱粮，不敷养赡家口之用”。不像乾隆，以处罚为常事。有一次嫌负责珐琅料的邓八格(此人在雍正时屡受赏赐)所做活计粗糙，罚了半年俸禄还说那是“圣心宽大”。

也因此雍正的许多政治手段不乏“文艺腔”。比如，他时有出其不意的恶作剧。钱名世因为写过几首吹捧年羹尧平定青藏叛乱有功的诗，被“怀疑诛忠”。雍正亲书“名教罪人”牌匾，命令他挂在门口，并传旨当地官员初一十五地巡视，不许拿下。同时强迫朝廷满汉大臣每人作诗一首对其痛骂。还有，他处罚官员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有县令就曾被责令自掏腰包修筑城墙，为此倾家荡产……

为了让儿孙们不像自己那样在接班人问题上受“二遍苦”，雍正即位之初就宣布决定“秘密立储”。即预作密诏，装进密匣，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藏入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后——现在看颇有点儿“装置”意味，够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