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物古玩鉴定，追溯渊源，古来有之。但从历史上北宋中晚期、明代晚期、清代康乾盛世和清末民初时期的四次收藏热来看，文物古玩鉴定无疑贯穿其中的。只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第五次收藏热，反映全民参与收藏的热度和文物古玩仿造规模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巨大的利益冲击下，加上许多专业鉴定工作者的不图进取，严重与市场脱离，导致鉴定这一领域的混乱，出现“老鼠(小偷)村”现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明代和康乾时期的文物古玩收藏，不包括皇家性质的收藏，民间只限于少数官宦和文人学者爱好此道。文物古玩造假、文物古玩鉴定只是小范围，所以鉴定成就也就很有限。流传下来的“著录”除明曹昭撰的《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具有影响力而外，其他多见于文人的杂记和小说之中。真正兴起的文物古玩鉴定之业，是清初康乾至民国时期。清末至民国古玩行业兴盛，主要是国外对中国文物的瓜分和关注，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的保护性收藏，使得大批古董要买进卖出，文物古玩鉴定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此也关系到古玩行业中每个人的荣誉和身家性命。比如，古玩商沈古甫因花10万元买了几件假乾隆官窑瓷而倾家荡产，古玩商刘东轩因将一块真黄田石看走眼而活活气死。所以，民国的古玩业界的人，都极其认真钻研鉴定方法和苦练鉴定基本功。从而造就一批真正务实的文物鉴定专家。广州许之衡(1877-1935)，北京孙瀛洲等老前辈在当时都是数一数二的鉴定行家。解放后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鉴定专家，除了陈万里老前辈是我国近代第一位从民国时期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古陶瓷学者而外。孙瀛洲老前辈就不用说了，耿宝昌老师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也是从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学徒而摸爬滚打出来的古陶瓷鉴行家。耿宝昌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是故宫博物院灵魂的守道者，退休之后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书画方面，随着徐邦达、谢稚柳、启功并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的鉴定大师们相继离世而留下的空缺，竟一时无人填补。这些鉴定大师们贡献和作为，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丰碑，无论他们从业务到做人底线都是我国文物鉴定业的楷模。

鉴定领域的“老鼠村”现象，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这个题目确实很扎眼，文物鉴定领域的一些“专家们”看到一定很不爽，这不是成心让人家难受吗？但先别急，听我慢慢的讲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某省一个村庄真实的故事。当听完了故事，再结合如今鉴定领域的很多不正常和整个鉴定界的坏名声，就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么个题目。晚生后学，确实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有一位敢在西门子大门口砸冰箱的中国人说的好：“面对那些曾经有成就的人，我们继承他们的好的，批评他们的不好的，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鉴于此，拿鉴定领域的混乱不堪来打个“老鼠村”这样的比喻，也算是批评他们不好的现象吧。

话说某地区的某个村庄，原本是民风淳朴、积极向上、安定和谐、没有杂七杂八事情，但就是比较贫困的这么一个上百户人家。90年代以来，村里陆续出去几个不好好读书而中途辍学的年轻人到外边闯荡社会。因为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最要命的是还不想干力气活，辗转了几个城市后便把身上的钱全部花光。怎么办？有人提出晚上去偷人行道上的下水丼盖卖钱。几个人猫在角落里候到半夜一鼓作气把人行道上的井盖给翘了下来，扛到废品站给卖了美美的饱餐一顿。等到天亮再潜回原地看看有没有公安在调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根本就不见公安的影子，只见马路边上停着园林、环卫、自来水的好几辆车，都忙着陆续补井盖呢。他们似乎明白，这些相互扯皮单位，有了到派出所报案折腾的功夫，还不如立马就换上省心。于是，这几个扒井盖的小偷就不再担心什么了，隔几天换个城区再扒人行道上的井盖，短短多半年功夫，他们就扒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安愣是没有逮着他们，钱自然卖了不少。甚至每人比他们村里开商店的老板都“赚”的多几倍。

年底回到村里取上了媳妇，安排家里盖起了新房。老乡们看到这几个年轻人立马奔到数万元户，就连本村“干部”都不想干公职了，也想跟着这些年轻人闯荡下海。奇怪的是整村人多都开始沉默，并没有过多怀疑他们在外面怎么“赚钱”的，只觉得他们娶媳妇和盖新房算是“有出息”的年轻人。“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后来这些年轻人的亲戚万般要求下，都让上初中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去闯荡江湖。再到年底回来，多一半都开着丰田小货车回来了，村里一下子成了“县运输公司”。整个村的人都傻眼了，反正大多数的孩子干脆都不上学了，死也得跟着这几个村里的能干人出去赚大钱。就是连那些干正经生意和踏踏实实种田养鸡的实在人也加入到这个算来庞大的“队伍”。后来这个村的人的分散在各个省份一些城市，最早期的城市井盖全部让他们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导致各个城市里出现他们本村和相邻的几个村“老鼠游击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成“偷盗、销赃、运输、加工、变现”等一条龙服务的联合“集团”。当地政府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汇款流回来，间接的支撑了当地财政和带来的消费市场。即便知道这些村民干着违法的买卖，也都乐于接受了。这就是某地区一个村庄如何变成小偷村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村，甚至这个地区，因为这些“老鼠村”的实际存在，而被牢牢的贴上“小偷”的标签。给整个地区的老百姓带来无尽的苦恼。我们再来看看当今的文物鉴定领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从开始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局面，确实与上面有相似之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民间文物艺术品收藏活动空前的活跃。尤其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专业盗墓疯狂和广大民众参与盗挖的10年。90年代之后，国外拍卖拍卖机构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不断拍出的天价文物古董，刺激着大陆的收藏市场越来越狂热。面对庞大的市场文物鉴定需求，文物鉴定机构和文物鉴定专家成为这一时期的香饽饽，甚至成为收藏市场上的灵魂性人物。反正只要具有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鉴定委、古陶瓷学会、考古所、收藏协会等背景的学者和专家，甚至一些单位的行政人员也都涉入到文物鉴定领域。当时文博界流行的潜规则是：要得火，就胡说。要得狂(名气)，就做狼(丧失良知)。要得忙(捞钱)，就坐堂(走穴)。

一些媒体的无知宣传，电视台“鉴宝”节目的大肆炒作，加重民众对收藏的狂热和不理智。文物政策的滞后，文博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私利铤而走险，失去求真务实的理智和良心。虽然名文规定文博界鉴定机构和从事鉴定的在职人员不得从事社会文物古玩的鉴定，但并没有相关制裁措施，也没有实际限制文博界知名专家和相关人员退休之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这给一些有名无实、有专无道、倚老卖老和唯利是图的一些“伪专家”创造了良好的捞钱机会，问题是本身鉴定能力不行，总把一景德镇樊家井拿来一眼新的地摊货都鉴定为真品。只有这样，拿鉴定费和开鉴定证书(合集每件3000元至6000元不等)。然后这些拿着所谓权威专家鉴定为真品的证书和藏品，再去找很容易就能遇到的“黑拍公司”，图录费、宣传费和保管费等再交数万元，至于能不能上拍就由不得送拍者了，其实他们压根就不拍，即便拍也是找几个托走走过场了事。最后给你来一句：在我们拍卖公司上拍了，你的藏品就有拍卖纪录了，回去再找家肯定能拍出天价。有些“伪专家”和这些黑拍公司就是这样联手做局，坑害了多少无知而想发财的收藏者。

我们想想，如果把文物专家比作一名法官，但他们既不精通法律专业，也不顾国家尊严，更不讲究职业操守。那么，冤假错案和草菅人命的现象就会频频发生。这样的伪法官越多，社会就会越来越混乱。文博界有太多的“伪专家”接连出现，加上文博界的整体的沉默，使得这些“伪专家”大行其道，导致中国整个收藏和鉴定进入无序发展状态。前后上演了“北京古玩假鉴定证书案”、“某市国有博物馆连年数届公开展览赝品”、“赝品挺进人民大会堂”、“捐假国宝到汶川”、“联合国国宝评奖”、“假壶王”、“24亿假金缕玉衣诈骗案”、“387万汝瓷案”、“收藏协会检测试验室”、“2.2亿假汉代青黄玉化妆台”、“徐悲鸿假画案”、“坑爹连锁拍卖公司”、“广东山寨博物馆”、“河北山寨博物馆”等一系列荒唐事件。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荒唐事件，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大案要案和荒唐事件的背后，多都都有这些倚老卖老、徒有虚名的文博“专家”和民间“草台专家”参与其中。一些人由于闭门造车，确实忽视了现在文物造假能力，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圈套认识不清，往往被人利用。还有一些“伪专家”曾经在文物领域有所贡献，可是他们退休之后的“老眼昏花”、“黑白颠倒”和丧失作为一个文博工作者职业底线的做法，确实让我们很费解。这些文博界的“老专家”以及之外的某些“新专家”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根据本人对他们的熟悉和了解，不单单是“眼力”不行的问题。贪得无厌、晚节不保、相互取暖、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等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更有一些民间团体，说他们是“团伙”并不为过，他们收藏大量赝品，为了变现，则想尽一切办法拉拢许多文博“伪专家”和政府官员站台为赝品翻案，导致很多企业家上当受骗而遭受巨大损失。他们对社会的正当怀疑和质疑置若罔闻，轻则联合恶语攻击，重则打击报复，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收藏黑手党”，严重背离收藏文化的优良传统。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鉴定委会、文化部艺术品鉴定评估委、某些考古单位、某些文博院系、社科单位、收藏协会等这些国家权威机构，都叫这些胡乱发挥余热的“老砖家”给败坏了名誉。也让很多在职人员和很多务实的文博界同仁们蒙羞。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文博领域、收藏领域和鉴定领域怎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接连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

联想中国现在的很多恶劣现状，其实大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就是各扫门前雪的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玩中庸之道，最终使得恶人越来越猖狂，奸商越来越有恃无恐，毒奶粉、毒牛奶、转基因、地沟油、有毒食品等纷纷登场。世风日下，赝品仿造冲击，好的东西越来越少。有钱的可以移民，没有钱的怎么办？即便你怎样？但又能怎样呢？没有舆论和缺乏谴责批评的社会环境，丧失道德和良知的社会环境，即便再富有，也将会陷入深重的灾难。

目前，文博界的一些“无耻专家”、收藏界的一些“文化黑帮”、收藏界的一些“文化流氓”、收藏界的一些“白痴”和“神经病”、拍卖界的一些“黑拍公司”等，是中国整个收藏环境恶性发展的“毒瘤”。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舆论环境和正确的理念引导，没有更多的批评和谴责，没有有效的惩治措施，这些群体的有恃无恐，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对社会将造成更多的危害。文物古玩是一个民族文化血脉，如果让这些“毒瘤”给侵蚀和有目的的利用，那将是我们的悲哀。那么，“老鼠村”的现象将蔓延到整个体系。

文博界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也罢，民间务实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罢，希望抛弃隔阂，共同发出声音，起码对那些不懂收藏而胡说八道的一些文化专家和一些媒体是一种矫正，对那些伪专家和伪藏家的伪言论是一种震慑。国家权威机构形象和收藏界务实派的形象是要靠大家共同树立和打造，人多力量大，我们不单要保护和收藏到代的历史文物，还要正确的传播文化，关注并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收藏界，大家务实和客观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是责任，也是义务。正确的收藏理念和良好的收藏环境需要好的引导，需要好舆论环境。否则那些伪专家、伪学者、伪藏家、国宝帮们的伪声音在公众媒体上喊上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那样会坑害多少新入藏的民众，也违背传播收藏文化的真正意义。

中国文物古玩鉴定的成熟发展，还有许多的路要走。鉴定是一个综合体系，也讲求术有专攻，光有理论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市场教训(不痛则不智)的总结。在文物收藏领域，大量“论文”和“著作”堆砌出来的“专家学者”，如果没有实践中历练出来的鉴定经验，不但害了别人，也还害了自己。鉴定学不仅仅是理论学，鉴定学最重要的是辨伪学体系。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学、工艺学、美学、理论学、老化痕迹学(宏观和微观)、科技学(微量元素等)、仿造学、社会学、心里学等多个纵深领域。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掌握真正的鉴定学，主要是涉及领域过多，没有精力走向纵深，也没有参与大量的社会实践，更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这也是造成现在谁都说了算，谁也说了不算的尴尬局面。一个文物鉴定专家，能搞通一两个门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什么都能鉴定的绝对是一样都不精。文物古玩鉴定学不是“玄学”，它是实实在在的综合体系学，是相互印证的科学。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文物鉴定将一直糊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