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一些著名陶瓷产区相比，岭南地区因见于史料较少，被称为陶瓷的蛮荒之地。从上世纪中期以来，伴随一系列考古发现，史料所不载的众多历史信息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普宁古窑击破“岭南蛮荒”之说

最近举办的“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展示了广东地区先秦时期的陶瓷类文化遗物。据介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窑群发现于普宁虎头埔；最早的先秦龙窑发现于博罗县梅花墩；夔纹陶、米字纹早晚关系最明确的地层显现于银岗古窑场遗址……

具体而言，虎头埔遗址发现陶窑18座，所出陶器花纹细密、器型轻巧，说明潮汕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工艺、技术均已达到一定的水准。虎头埔窑群证明了该地区在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自己的先进文化，“岭南地区是荒蛮之地”的观点不攻自破。

博罗县园洲镇塘角村梅花墩春秋时期龙窑是一处以夔纹陶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窑址中制陶工具、动物模型和刻画符号的发现，在广东同期文化遗存中较为罕见。

银岗古窑场遗址位于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烧造时间从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是广东迄今发现的一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陶器制作工场。尤为难得的是可从地层关系及典型器物上，确认以夔纹陶为典型代表的一期文化早于以米字纹陶为典型代表的二期文化，为广东同类文化遗存的断代提供了标尺。

唐宋时期“广窑”成外销主力之一

唐宋时期是我国陶瓷生产的一个兴盛时期。广窑虽然未能跻身“五大名窑”之列，但生产并不落后，发展也很迅猛，成为广东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表现之一就是生产基地遍及各地，按已经发现的统计，唐代窑址有28处，宋代窑址有80多处。其中潮州、广州附近及沿海地区的陶瓷生产水平较高，并出现一批生产外销瓷器的窑场。梅县水车窑、新会官冲窑、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湛江雷州窑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外销瓷场，其产品深受海外人士喜爱。

梅县水车窑发现于梅县水车及南口等地，出土青釉碗、罐、钵、碟、壶等，以莹润釉色著称。水车窑产品的输出路线为：由梅江进入韩江，至潮州，然后输出海外。

笔架山窑位于潮州城区韩江东岸，产品以青白釉瓷器为主，也有青釉、 黄釉、酱褐色釉瓷器，器型包括碗、盘、碟、杯、瓶、炉、罐、盂、执壶等，还有人物或动物瓷塑，种类繁多。《全唐文》载，潮州在唐德宗年间(780年~805年)便有“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从事贸易活动，并“任蕃商列肆而市”，可见唐宋时潮州地区同海外的经济交往已相当密切。

雷州窑，泛指整个雷州半岛，即今湛江市、徐闻县、雷州市、遂溪县、廉江县内的窑址。目前发现从唐到清100多处窑址、200多个窑口，但经正式发掘的窑址仅有公益窑和土塘窑两处，窑址时代主要为宋元时期，公益窑可能持续到明代早期。

广东发现专为海外而做的订制瓷器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中，广州一直占有重要地位。3世纪30年代起，广州便成为主港；虽然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但广州仍是关键港口。隋唐时，主要的大宗出口货物是丝绸，“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到了宋元，瓷器逐渐成为主要出口货物，“海上陶瓷之路”的称呼就显得更加贴切。

广州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有了政策优惠，贸易活动极易激发。当时前往海外贸易的海舶，需要先到广州市舶司申报，取得公验，经过查检才能出海。相对于杭州、泉州等地，这种厚此薄彼的法令，极大促进了广州的贸易发展。

在境外先后发现了重要的文物：在西沙附近海域发现了不少广东产的青瓷碗、青瓷罐；在菲律宾发现了西村窑凤头壶、青白釉瓜棱形盒、划花盘和瓜棱形执壶等器物；新加坡有笔架山鲤鱼形壶；印度尼西亚有近似广州石马村出土器物的青釉夹耳罐；阿曼有南海官窑产的彩绘瓷盒；泰国曼谷发现了水车窑产品。

此外，笔架山窑的青白釉盒、刻花碗、瓷罐、青白釉水盂、青白釉刻花碟、青釉花瓣口碗等曾在印尼爪哇海底和其他地区出土，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区也曾发现笔架山窑的刻莲花瓣炉，马来西亚也有不少笔架山窑产品发现。笔架山窑生产的各式西洋人头像、西洋狗等以及广州西村窑发现的一种国内罕见而东南亚广泛使用和流传的器物——“军持”，则是为了满足海外需求而生产的器类，“广瓷在海外流布之广泛，受宠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史籍所载和海外所见的广东窑产品，广东沿岸海底也静卧着难以计数的古陶瓷遗存。“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是目前已发现的代表性外销瓷运输船只，其装载瓷器以几万计数，可见古代陶瓷贸易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