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瓷画创作的鼎盛时间并不长，主要在二十世纪30年代；“珠山八友”活动的地点并不大，主要在景德镇珠山；“珠山八友”艺术创作的领域并不广，主要在瓷画方面，为什么他们的影响无论是在他们生前，还是身后，是那么的大，而且越来越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珠山八友”顶礼膜拜，无比敬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痴迷于收藏、研究“珠山八友”的作品与其现象？我想，毋庸置疑，“珠山八友”的艺术创作已远远超出了瓷画创作的层面，而成为一种精神，即“‘珠山八友’精神”。

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

纵观“珠山八友”的成长历程，不论是秀才出身的还是现代陶业学校毕业的，是“红店”学徒出身的，还是半路“出家”的，他们都有一个“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历程。于1928年成立的“月圆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珠山八友”于农历十五日聚会，聚会时题诗作画，品评画理，切磋技艺。这时的“珠山八友”各个成员在景德镇已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途径，多数已有相当的影响与知名度，多数收入也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当时的状况，还在寻求更高层次、更广阔的发展途径，终于在王琦的组织下，成立了“月圆会”。从年龄上看，月圆会成立时，徐仲南56岁，邓碧珊54岁，他们已到了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不应是“拼博奋斗”的年龄了，就是在人们的平均寿命较民国时代延长了40多岁的今天，56、54岁也是个不小的年龄，也到了该“享清福”的时候了，更何况民国时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这样的年龄，他们还有如此的奋斗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月圆会”于农历十五日聚会，我想，他们之所以在十五日聚会，除取“花好月圆”之意外，很可能是晚上好借着月光走路，那时景德镇的大街上很可能没有路灯，再者，可能是他们白天要忙于画瓷画，要搞经营，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搞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不耽误白天的工作时间，其惜时与勤奋可见一斑。

徐仲南自幼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后到景德镇红店学徒，出师后受雇画瓷，他毕生勤学苦练，孜孜以求，终成一代名家。王琦少年学捏面人走街串巷，糊口谋生，十七岁来景德镇后，从社会最底层，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拼博精神，学瓷画，学诗词，学书法，以超人的毅力，出众的才华和豁达的胸襟，终于进入了瓷画书法诗文的堂奥，达到了“神乎技艺”，成为“珠山八友”的领军人物。王大凡只读过三年私塾，十三岁前学理发，十三岁到他姐家的红店学徒，三年期满后，立志画瓷，从此勤奋好学，嗜书如命，绘画之余，全身心地投入读书，时常通霄达旦，并著有《希平草庐题画诗稿》。他一生以“绘画生涯自甘淡泊，陶人事业首重精神”为信条，淡泊宁静，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汪野亭小时候时常整夜临摹外婆家中堂上挂的古画。就是“珠山八友”文化起点相对丰厚的秀才——邓碧珊、毕伯涛也是毕生勤奋学习，顽强奋斗。正是因为他们有“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他们才能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艺术的颠峰。

团结协作，倡导个性的精神

“珠山八友”的雅称、“月圆会”的成立就是经典证明。“珠山八友”成员之间没有地缘关系，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他们的组成亦没有外力作用，更没有政府的命令，就是因为志同道合，兴趣、追求与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才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们骨子里没有“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的习气，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他们广交朋友，广结艺缘，向往平等与民主，他们在“月圆会”里也在践行着平等与民主。“珠山八友”在“月圆会”里研究学术，交流思想，共谋瓷画发展大计。他们之间有难同担，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亲如一家，经济上、生活上相互关心，何许人的妻子去逝，无钱安葬，“珠山八友”出资帮助处理后事，汪野亭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嘱咐家属给八友某家送南瓜。“珠山八友”从不损害八友以外人的利益，他们常邀汪大沧、方云峰、张志汤等配画。

在瓷画艺术创作上他们倡导个性，他们的作品的表现形式、品位、格调、审美意趣和艺术追求，各有不同。王琦善画人物，中西结合，采用西洋画法绘人物头像，以草书笔法勾勒衣纹，用笔奔放潇洒，十分生动，人称“西法头子”；王大凡善画人物，创“落地粉彩”技法；邓碧珊的鱼藻吸收了西洋与东洋画的技法，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人称“鱼王”，还首创九宫格绘制人像；徐仲南山水、人物、花鸟俱善，尤以画竹著称；何许人首创用白粉画粉彩雪景之先河；汪野亭吸取古人与浅降粉彩技法，形成了构画简约、画面疏朗、章法严谨的“汪派山水”；程意亭、毕伯涛善长花鸟，构图独特，画面清新洒脱；田鹤仙创造了瓷画的“梅花弄影”技法；刘雨岑创“水点桃花”技法。“珠山八友”各个身怀绝技，有各自善长的题材，作品有各自鲜明的个性，鲜活的生命。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

“珠山八友”的文人瓷画，熔百家为一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们各自都在继承古诗词、古文、书法、绘画等方面下了真功夫、大功夫；在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下了真功夫、大功夫；他们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西画技法、东洋技法、西方的哲学思想等；自觉地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吸收“杨州八怪”、“海派”乃至古代吴道子、石涛、陈老莲的技法；吸收了程门“浅降彩”的精华。“珠山八友”可贵之处还不止于这些，还有他们自觉地与制瓷工匠结合，提高了制瓷工艺的文化品位，自觉地与商人、商业结合，使瓷画走向市场，提高了瓷画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自觉地与文人结合，与文人画结合，完成了由工艺陶瓷向艺术陶瓷的转变，使瓷画有了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丰富的思想内涵，提高了瓷画的文化品位。就“珠山八友”的个人素质而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复合型人才，立体型人才。他们是文人，个个诗、书、画、印功底极其深厚；他们是画家，个个在山水、人物、花鸟等领域都能自成一家；他们是制瓷艺人，多数精通陶瓷装饰工艺；他们是商人，以瓷器载画，自画自销，走出了以画养瓷的路子；他们是“月圆会”的成员，在“月圆会”交流、切磋、批评、鉴赏……相互启发诱导，共同提高；他们还集老板、经理、管理者于一身，大部分经营着自己的“红店”。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

“珠山八友”正视现实，尊重现实，实事求是探索他们发展的路子。他们面对现实：一、民国时期，瓷板画流行，达官贵人、富商、文人雅仕无不以家里悬挂着瓷板画条屏为荣为贵；二、清末到民国初年，“浅降彩”已不太受欢迎；三、官窑瓷饰风格，过精、过巧、过谨、过繁缛，失去了个性与生命；四、瓷画人与制瓷人、商人、文人脱节；五、瓷饰缺少文化内涵；六、瓷饰传承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教学缺少与外界的联系；七、瓷画作者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常出现“智力高原现象”，很难再有突破与提高；八、制陶工艺与制作工具的落后……“珠山八友”对这些问题思考琢磨，试图寻求一种力所能及的解决办法与突破途径，终于他们受“瓷业美术研究社”的启发，在王琦的带领下成立了“月圆会”。“月圆会”虽然没有成文的发展纲领，发展目标，没有成文的组织规定，是个自发的民间小团体，但实质上是个学术意识很浓的学术研究会，他们在“月圆会”交流学术，交流感情，通过交流起到了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他们倡导瓷画个性，革故创新，改进了陶瓷装饰工艺的方法与技巧，创新了陶瓷绘画的内容题材与学术交流形式。

爱国爱业，克己助人的精神

王琦一贯秉承“革新瓷业、提高技艺、去滥求精、发扬国粹，以国货挽回利权”的宗旨；汪野亭、毕伯涛、程意亭倡导“力求中国瓷业之现代化”，作品多为民族精神，报效祖国等内容，与“富有民族国家思想之描写”。在这些瓷画创作宗旨的指导下，“珠山八友”作品无不深藏着对民族、对国家、对生活、对家乡、对瓷业、对未来真挚的热爱。“七七事变”后，徐仲南在景德镇街头发起作品义卖，所得钱款全部用于支援抗战。武汉保卫战爆发，徐仲南从汉口回九江乘船途中，解囊救助奔赴抗战前线的共产党员。1949年至1950年间，徐仲南义卖作品40余件，救助苏北水灾。此外，他还召收一聋儿为徒，并免费供其用餐。邓碧珊为王琦的老师，入“月圆会”后，他雅量宽宏，宽厚待人，处处以自己的学生王琦为中心，处处为“月圆会”的活动正常开展而努力，很好地处理、协调了各种关系，表现出了高尚的人品。王琦、王大凡得知毕伯涛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处境十分困难后，吸纳他为“月圆会”会员，从此，毕伯涛走上了瓷画道路，成为一代名家。王琦在东门头自建的房屋中拿出数间，供画友作画、住宿用。经济困难的画友向他借钱，他都是慷慨解囊，从不问还钱的事，他对妻子说：“他们有钱自然会还，无钱也不必要”。汪野亭出名后，瓷画市场甚旺，他本可敛财，为子孙置房产、田产，但他却告诫子女，只可继承父辈的技艺，要靠磨砺自己十个指头成才，方可终生受用。解放后，王大凡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创作了《骏马献给总司令》、《新八仙》、《面壁十年》、《竹林七贤》等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程意亭平易近人，性情温和，为人慷慨仗义，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向别人要什么好处，他在农村时，村与村之间发生械斗，邻里之间出现纠纷，都乐意找他调解帮忙。刘雨岑对所有的艺术青年皆关爱有加，对年轻人尚不成熟的作品，他总是先多方鼓励，再细心指教。“珠山八友”“爱国爱业、克己助人”的精神深得人们的敬仰。

“珠山八友”的成长过程与艺术生涯，就是一个播洒爱的过程，他们对祖国、对民族、对同仁、对画友、对瓷业无不怀着深深的挚爱，正是因为爱，他们才具有那么大的感染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今天，我们研究“珠山八友”精神，目的是弘扬“珠山八友”精神，学习“珠山八友”精神，进一步推动瓷业、瓷上文人画向更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