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四大名瓷（色釉、青花、青花玲珑、粉彩）之一的粉彩瓷，在业界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之说，流传至今已三百多年。粉彩瓷色面温润华滋，呈色五彩缤纷，绘画包罗万象，成瓷赏心悦目，一直以来深受世人喜爱。

“新粉彩”一说实乃近数十年间文玩界兴起，大家口口相传、彼此认同，久而久之就把兴盛于民国时期景德镇瓷画名家所绘流派纷呈、个性张扬的粉彩瓷画简称为“新粉彩”，渐之也就在业界和学界成为人们对此类瓷画的固定称谓。

“新粉彩”就是粉彩，在陶瓷绘画过程中与传统粉彩瓷画毫无二致。那缘何又称之为“新粉彩”呢？笔者认为关乎于以下层面：

新、旧时代的交替

“新粉彩”瓷画兴起于民国初年，其时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皇家御用陶瓷的烧造也随之结束。民国时期瓷器烧造除日用瓷及外销瓷外，尚有仿历代官窑瓷之烧造，曰“仿古瓷”。而另一类由绘瓷名家依据中国传统文人绘画题材及表现技法所作，被称之为“美术瓷”，此类作品被称为“新派艺术”，而此种称谓在当时也是新鲜事物。

绘画题材的指向

传统粉彩之题材纹饰，凡官窑民作多以“九世同堂”、“福报三多”、“五子登魁”、“一路莲科”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类题材入画，数百年来陈陈相因，无新意可言，更遑论作者之个性、风格了。而“新粉彩”瓷画则借鉴于历代文人绘画之范本，其题材宽泛，包罗万象，凡南水北山、村姑市叟、禽鸟走兽、花卉虫草乃至果蔬清供、金石书法皆有涉及，且流派纷呈、个性彰显。

绘画彩料的专指

传统粉彩瓷画之延展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进口的彩料的强势冲击。清道光（1840年）“鸦片战争”后，华夏国门洞开，西方列强在割据中华国土、大肆掠夺中华财富的同时，在工业、商业、科技文化等层面也大举入侵。反映在景德镇陶瓷文化方面则是西方（德国、日本等）绘瓷彩料的强势冲击。其时景德镇瓷画界称进口彩料为“新彩”（俗称“洋彩”）。“新彩”乃化学合成料，亦即业界所谓之“熟料”,此种彩料其原色同绘瓷烧炉后呈色基本一致，故画师于瓷面作画之色彩把握较之粉彩要容易的多。而以中国传统粉彩料作瓷画则工序繁杂，业者非数十年积累难以掌控。粉彩瓷画绘制过程需经勾图、定图、上底色、玻璃白料打底、填色洗染、罩雪白料后方告完成。有些画面如：游鱼、黑羽类禽鸟、重工边脚纹案等为达到预期效果，需在定图上底色后进炉过头道火，然后完成后续工序再次进炉烧成。尽管清末民初在景德镇瓷画界有相当造诣的一些画师如：程声和、钱先槎、陈松、张筱耕、熊伯文、王琦、汪野亭等都以“新彩”料作过瓷画，但与“粉彩”料瓷画呈色均和自然、厚重华滋相比，“新彩”瓷画之色泽终显单薄无力、色艳无华。人们为之乐道的乃“粉彩”料文人瓷画，亦即今日人称之“新粉彩”，以区别于其时较为盛行的“新彩”（即“洋彩”）瓷画以及日渐式微的“浅绛彩”瓷画。

瓷画作者社会地位的变换

封建帝制时期，为宫廷制作、烧造皇家用瓷的工匠、画师们社会地位低微，瓷画作品署制作、绘画者名款无从谈及。至清代咸丰、同治时期，中国封建帝制已行将崩溃，皇权在中国文化层面的禁忌亦无力顾及。此段时期，景德镇瓷画界出现了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为领军人物的“浅绛彩”瓷画，开启了“以瓷代纸”、“将画入瓷”之“文人瓷画”先河。景德镇瓷画界但凡学养深厚、功力扎实且有所抱负者皆各展身手、尽显才华。他们于自家作品上吟句题识，署名留款，成一时风范。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实行民主共和。国家体制的变化，使得服务于国家文化艺术层面的从业者之身份有了根本的变化。清末民初，并存于景德镇瓷画界的“浅绛彩”、“新彩”、“新粉彩”文人瓷画被时人称之为“新派艺术”，善此绘事者被时人称作“美术家”。形成于民国初年的“陶瓷美术研究社”以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珠山八友”等非官方社会艺术团体也应运而生，这在当时的陶瓷文化界亦可谓之为新生事物。而因为“新彩”料的非本土性以及“浅绛彩”瓷画的式微，“新粉彩”文人瓷画渐之成为主流。

所谓“新粉彩”文人瓷画流派，概约地说即是：以“浅绛彩”文人瓷画为铺垫，以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为根基，以传统粉彩为绘瓷语汇，以小写意即工写兼备为表现技法，凡山水人物、翎毛走兽、书法金石皆包容吸纳，讲究中国文人绘画之诗书画印及词赋间的关联，强调个性风格、意蕴情致的粉彩瓷画。

“新粉彩”文人瓷画之先驱者有汪晓棠、潘陶宇、张筱耕、许上礼、周筱松等。稍后出现的“珠山八友”在“新粉彩”文人瓷画领域则成就非凡、影响巨大。八友十贤皆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大都画科全面又各有所长。其中擅人物者有王琦、王大凡；擅山水者有汪野亭、何许人；擅花鸟者有毕伯涛、程意亭、刘雨岑；擅鱼藻走兽者有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以画梅胜出且山水别具一格，晚年的徐仲南则以画松、竹独步瓷坛。同时代于“新粉彩”文人瓷画有非凡造诣者尚有：段子安、汪大沧、方云峰、张志汤、王步、潘庸秉、程芸农、刘仲卿、南昌画师邹文候、邢幻仙、涂菊亭、万云岩、梁兑石、刘希任等以及时人称作“珠山小八友”的王晓帆、汪小亭、徐天梅、邓精耕、陆云山、李明亮、石宇初、魏镛生等。、

并非所有新粉彩瓷画都可称作“文人瓷画”，这其中“文人” 称谓所包容的内涵为关键所在。中国早在魏晋时期即以“强调自我、不事权贵、放浪形骸、崇尚风骨”者谓之“文人士大夫”之流。而涉及到“文人画”，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民国时期多有坊间红店（即其时人们俗称釉上彩料绘瓷之前店后坊式门面为“红店”，绘瓷者则被称作“红店佬”）为趋时尚，习画新粉彩瓷画，作品中于诗书画印等绘画内在要素亦有关顾，然终因绘画者自身修为之欠缺，大都仅是形式上的模仿，而绝无自身思想立意的表述，甚至有画面题识与题材风、马、牛不相及之谬作。

“新粉彩文人瓷画”与“浅绛彩文人瓷画”一脉相承，传世佳作多抒情表意，咏叹人文，推崇文人风骨，追求理想化境。如果说清末的文人画师以浅绛彩开创了“文人瓷画”的先河，那么民初的文人画师则以新粉彩的形式将“文人瓷画”演绎到几近极致的境界。清末民初的“文人瓷画”大师们将同为国粹的中国书画和陶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别开生面，意义非凡。

风格迥异、个性张扬的文人瓷画’的出现，使得千余年来官窑瓷一统陈设艺术瓷天下的局面解体，它引领了中国艺术陶瓷的发展方向，并逐步成为了今日艺术陶瓷的主流。纵观今日瓷画名师作品，无不以立意高远、彰显个性、师从造化、提升意境为宗旨。细观他们的作品，皆可见受中国文人画精髓熏染、浸润之所在。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瓷画”的出现是中国陶瓷绘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她应当也一定会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