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成员分别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何许人、刘雨岑、田鹤仙、毕伯涛、徐仲南。“珠山八友”并非普通的陶瓷工匠，100年前，他们将中国绘画与瓷器融合，画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漂亮的瓷器。他们以新粉彩文人瓷画的表现形式在中国陶瓷绘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时代还有不少技艺非凡、风格鲜明的瓷画大师所作都极为出色，如邢幻仙、方云峰的人物，汪大沧、张志汤的山水，邹文侯、程芸农的花鸟，王步的青花等，较之“珠山八友”的作品亦毫不逊色。客观地说，“珠山八友”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文人瓷画的一种表征。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代陶瓷艺术文化，是包括同时代数十位在陶瓷绘画领域中有非凡造诣的陶瓷文化人。

自打“月圆会”（即“珠山八友”）成立，人们关于“珠山八友”的认识即在不同背景、不同层面、不同力度地展开，这种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珠山八友”创作活跃的民国时代，人们即给予“珠山八友”相当程度的肯定。当年，“珠山八友”成员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等人的作品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其时的浮梁县长彭葆仁为“珠山八友”常聚之地“五龙庵”前特书“珠山八友”创作之地，闲人禁止入内”牌匾；时抗日驻景的川军三十七军军官名“佑屿”者在购藏的田鹤仙作瓷板画上之跋文“田君鹤仙工丹青，乃“珠山八友”之一，以梅花享盛名。文人雅士，乐于交游。余抗敌过此，烦其绘《岁寒图》一帧，而老干横斜，瘦傲天然，故聊书数语，俾资纪念”等都可看出。

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在当时高举“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狠批“封、资、修”的政治大背景下，也对“珠山八友”现象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同，这些认识主要见诸于当时景德镇“陶瓷美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而随着改革开放至今，人们在政局安稳、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的形势下，对于“珠山八友”的认识又被抬升到另一高度，这主要集中表现在：

一、随着收藏热的持续升温，“珠山八友”作品以它的时代性、艺术性和稀缺性正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无论是坊间交流，还是拍卖会上，“珠山八友”真迹皆为人们所追捧，其价格也一路走高。

二、随着“珠山八友”作品收藏热的兴起，相关文集画册的出版也接二连三，继1990年香港藏家关善明先生出版有专题画册《瓷艺与画艺》后，《瓷板画珍赏》《景艺堂藏瓷》《“珠山八友”》《谦益堂藏瓷》《片歇三房藏瓷》等也先后面市，零星个见杂文更是时有所见。

三、专家、学者关于“珠山八友”现象的专题研究，从不同视角就其历史属性、艺术造诣等为“珠山八友”全貌，在相当程度上作出了重新审视和精辟评析。如：著名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为《瓷艺与画艺》，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邓白先生、资深学者钟莲生、张学文、刘扬先生分别为《“珠山八友”》撰写的专题文章。

四、“珠山八友”后裔、主流媒体、地方政府等关于“珠山八友”现象的适时介入。如“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先生后裔，以家族形式在景德镇“锦绣昌南”创立了“珠山八友艺术馆”；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正紧锣密鼓在拍摄、制作5集电视专题节目《珠山八友》；景德镇市政府近期在市斗富弄古文化街开辟了“珠山八友文化纪念广场”，设立了展示会所、文化长廊、“珠山八友”塑像等。综上所述，人们关于“珠山八友”现象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和逐步抬升，然而，这些钩沉、研析、推崇还是属于民间个人或非官方专业艺术机构的随机行为，其权威性和影响面还都局限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因此，将“珠山八友”的研析认识抬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即抬升到中国近代美术史这一层面，由相关专业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珠山八友”后裔以及资深藏家为主要骨干架构的常设研讨组织的建立，应该是很必要的了。

在对“珠山八友”的认识中，“珠山八友”现象”是中国陶瓷美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创举是大家的共识，而这一“里程碑”内在的含义就是：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文人瓷画的出现距今不到百年，然而，它却是在随着中国数千年封建体制的消亡，在历史久远的中国传统陶瓷绘画艺术中涅出来的一个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个质的变化。其根本所在就是，千百年来，由皇家审美理念一统陶瓷绘画天下的局面被终结，个性张扬、风格各异的以中国文人画形式为核心内在的新粉彩文人瓷画艺术流派的创立，在中国陶瓷绘画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相对中国漆画艺术而言，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流派风格、视觉感受等诸方面，新粉彩文人瓷画都要来得宽泛、厚重得多。今日之中国漆画艺术，在福建、江西、江苏等省都成立有专门的研究会，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也有它的一席之地，近些年的中国美术年展上，都为中国漆画辟有专门的场区。而陶瓷绘画（这里主要指“文人瓷画”）还滞留在“工艺美术”层面。因此，把新粉彩文人瓷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从中国陶瓷绘画中单列出来，以“文人瓷画”或“艺术瓷画”的名目载入中国近代美术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人”两字的内在包容或含义。文人瓷画完成了中国陶瓷绘画由工艺到艺术的转变。“以瓷代纸，将画入瓷”这一陶瓷绘画新生事物的兴起，大致是在清朝晚期咸丰、同治年间，文人画师程门、御厂画师金品卿、王少维等以中国画表现手法于瓷上作画，开创了与官瓷纹饰迥然有别的浅绛彩文人瓷画。但由于彩料配制、烘烧工艺、画面色调以及洋瓷冲击等原因，浅绛彩文人瓷画在风行了半个多世纪后便告消退。真正将文人瓷画完善并影响至今的是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们，他们在浅绛彩基础上，运用中国陶瓷绘画中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完全成熟的粉彩绘瓷技法，以中国画表现形式作新粉彩文人瓷画，至此，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国陶瓷绘画已完成了由工艺到艺术这一质的转变。

事实上，民国时期，“锚点锚点从来都未列入政府年产瓷量的统计，而被人们称作“美术瓷”。从传世的浅绛彩和新粉彩文人瓷画作品可以看出，优秀的文人瓷画大师创作的文人瓷画作品，以平面瓷板画为多，瓶类等立件作品较少。而平面瓷板画恰恰是除表现作者绘画功力外无其他任何实用功能的纯观赏性艺术品。鉴于其时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清末时期瓷板为规格不一、尺幅有限的沙底平烧板。而民国有了规格基本划一的撑烧板，其最大尺幅亦不过三尺六中堂板（110×60厘米左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已渐入正道，今日的工艺水平已能烧造出长三米多、宽一米多的巨幅瓷板，这类巨幅瓷板在由名家大师绘制后，已被采用到许多宏伟建筑的装饰上，如国家级的博物馆、大会堂、宴会厅等。较之中外诸多门类的绘画形式，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艺术张力、视觉感受以及耐候性等诸多方面，文人瓷画无疑要优越得多，同时也使得文人瓷画由过去隶属个人小范围的有限赏析，到今天开放的无限制的大众观赏了。

“锚点”的出现，使陶瓷绘画人才的社会地位得以改变，即由“工匠”转变为“大师”。从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大师的浅绛彩文人瓷画，到““珠山八友””的新粉彩文人瓷画作品中，人们看到了同中国文人画材质有别，但题材内容、技法流派、艺术格调都相同的艺术内涵，看到了国人推崇的文人画所追求的才情和逸气，感受到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魅力，更看到了个性张扬、风格鲜明的文人瓷画与陈陈相因的官瓷纹饰的迥然区别，它结束了千余年来陶瓷绘画者从属于“工匠”类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有非凡造诣者被人们尊称为“名家”、“大师”，且名载史册。人们给予文人瓷画者“名家”、“大师”的称谓，除适时的社会背景外，作者自身的人品学养、精神追求、艺术造诣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浅绛彩文人瓷画大师，““珠山八友””除了同样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学养和绘画功底外，在艺术境界上更胜一筹，他们结社共励、开宗立派、影响深远。

在一些大师获评称号前缀有“工艺美术”字样，究竟是“工艺”还是“艺术”？这是需要厘清的。严格地来说，陶瓷绘画者只完成了作品中“画”的一项，当然也是至为重要的一项。在近几年景德镇陶瓷名家作品专场拍卖会上，单件作品成交价往往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过百万元人民币，这类作品到底是“工艺品”，还是“艺术品”？该如何厘清，由谁来厘清？这也正是笔者力陈将“文人瓷画”从陶瓷绘画中单列出来，并列入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动因及关联所在。设立常设研究机构，将““珠山八友”现象”的认识推向更高层次。“珠山八友”群体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和其特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民国时代，中国文化界风起云涌，大家辈出，如文学界出现有鲁迅、巴金、老舍、矛盾等；演艺界出现有梅兰芳、常香玉、白玉霜、赵丹等；绘画界出现有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李苦蝉等，在陶瓷绘画界则出现了““珠山八友””。这是这一时代文化在各个层面的共同产物，他们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艺术是不死的！中国陶瓷和中国绘画这两门国粹之精华，至“珠山八友”时代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珠山八友””以非凡的才华和不朽的艺术创立了中国陶瓷绘画的崭新流派——“文人瓷画”，它应该也一定能载入中国近代美术史，因为“文人瓷画”对于中国陶瓷绘画乃至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都将是无法估量的。

前段时间，CCTV-10频道开始播出五集电视片““珠山八友””。文人瓷画与珠山八友文化现象受到收藏界广泛关注。这带动了珠山八友民国瓷以及与珠山八友后代及其传人作品的收藏。